前几日，我再次试图阅读高*行*健的《灵山》，结果仍然以失败告终。和上次相比，唯一的进步就是多坚持了十几页。我依然无法接受他的散文式写法带来的近乎无聊的冗长；依然不理解他的语言实验对于汉语文学有何意义；依然不理解他为何要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不断变化来表达一种朝圣的心境；最后，我不理解为什么这本书能拿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奖作品也有我能读懂的，比如《尼尔斯骑鹅历险记》，比如《雪国》，但那都是上一两个时代的东西。现在的获奖作品都是拿在手上就让人心情沉重，看到扉页开始头晕，两三页翻过之后眼冒金星，胆敢读完一章必定不省人事。我起初把这归结为翻译的原因——大凡诺奖的书，都是得奖之后突然在书店里冒出来的，翻译必定仓促，于是因此难懂。但高*行*健是用汉语写作，而且还是北外校友，可我在前30多页中仍然一头雾水。甚至可以说，他的汉语让我感到十分遥远，还不如翻译过来的某些东西亲切。

所以在痛苦完之后，我马上翻开老舍。这大致相当于吃了难吃的法国大餐之后拿成都小吃调整口味。看完老舍我又看夏目漱石，这位也是以浅显易懂见长，他的语言奠定了现代日语的基础。这些阅读无比流畅，他们在保证语言的通俗易懂的同时，并未丝毫损害艺术性。所以他们才能从上至下获得一致好评。

相比之下，如同《灵山》开头的评论文章所说，有些作品是纯粹追求艺术上的突破，对于现实并无多少关注。这种做法曾在中国遭到相当严厉的否定，取而代之以政治至上的标准。否定当然是不对的，任何方式都有其意义，都应允许其自由发展。但能够获得更多支持的，显然是更贴近现实的东西（在语言上或在内容上）。并且这样做一样能够在艺术上取得突破，众多作家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甚至，没什么突破，在专业人士看来漏洞百出的东西也能获得忠实拥趸。比如《百家讲坛》。我并不喜欢里面那些说书的，但我更不喜欢向他们开炮的众专家学者们。说书的至少有一点比他们强：会说而且愿意说大家都能听懂的话。专业人士依靠专业知识垄断话语权的手法，是对大众的藐视和不负责，而且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开始行不通。

我想再次强调，我不反对高*行*健那样进行实验、追求艺术、追求纯粹的文学的做法。但通过两次阅读失败，我坚定了自己的立场，即：无论我将来主攻方向为何，我都要力争保持一个与大多数普通人接近的立场。我要让自己写的东西、说的话尽可能好懂。我要尽量使自己的领域不成为令大多数人望而却步的高山。比如哲学，它其实很有趣，很贴近我们的生活，也很好懂，但经众多专家演绎之后，就成了象牙塔里的专利，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实。如果能让某个冷门但有价值的东西成为人们日常的谈资，那便是我最大的成功。